外部經濟理論又稱外部性理論，是研究外部經濟性活動對福利的影響以及如何限制或利用這些影響的理論。

這種理論認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私人生產成本和社會生產成本、私人經濟福利和社會經濟福利并不完全吻合。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不能消除外部不經濟現象，政府必須對市場進行適當干預。

70年代以前的外部經濟理論由馬歇爾和庇古創立，隨后奈特、杜生貝、鮑莫爾、西托夫斯基和米德等福利經濟學家作了補充和發展，其基本內容和特點有：

①外部經濟的定義、類型，認為外部經濟是生產函數相關依賴的結果；

②普遍采取比較靜態的、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并運用了帕累托一般均衡分析中的最佳概念；

③外部性與財產權的關系，認為財產權確定對解決外部性有重大意義；

④以某種經濟活動的社會影響和個人影響之差來計算外部性。70年代后的外部經濟理論提出了非穩定情況下外部性問題和一些與生產力發展有關的問題，特別是有關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及其補償費用的計算問題，豐富了外部性理論。

外部經濟是指廠商、個人、社會從某種社會經濟活動中所獲得的有利影響，而受益者原則上不必為此付費。該理論認為，某些產業由于外部性，廠商不能獨享創新帶來的收益，而且投資的風險很大，私人投資明顯不足，這在新興高科技產業最為明顯。然而這些行業又往往具有戰略性，其創造的知識、技術、產品對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而政府要選擇適當的高科技產業加以扶植，降低其投資的風險，吸引私人資本投入該行業，推動戰略性產業的成長。

高新技術企業和R D企業在缺乏知識產權有效保護的情況下不能獲得由于技術知識外溢所損失掉的全部報酬，企業會減少風險投資或不愿意進行技術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和戰略干預，對那些高技術企業和從事R D企業進行資金補貼；

一個壟斷競爭的中間產品部門的經濟技術外溢可能會導致下游產業出現外部效應，如果這些中間產品進入貿易，這種外部效應就會國際化，此時就需要政府出面給予這些中間產品部門以資金支持；

產業間存在外部經濟效應，即一種產業對于另外一種產業的支撐效應，例如，如果半導體產業能夠導致計算機、飛機等產業產生更高的生產力。這時就需要政府對能夠產生強大外部經濟效應的產業給予一定程度的扶持。

從外部經濟理論出發，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向技術密集過度，發展電信產業，是國家發展的方向，這點無容置疑。但發展過分重復建設的電信產業，就會使已經昂貴的基礎能源，更加緊缺。

國家發放新的3G牌照后，勢必有更多的移動運營商加入，中國國內現有六大基礎電信運營商：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衛通、鐵通公司。3G時代即將到來，未來的信息通信平臺，不僅包括語音、圖像信息，還能提供多媒體、電話電視會議、電影頻道、智能家庭控制系統等多種服務功能。這一大蛋糕各個運營商都想分一杯羹。但是每一個覆蓋全中國3G網絡建設都要2000億人民幣，牌照發放過多就會導致重復建設。所以必須進行徹底的行業整合后才能發放牌照。牌照發放既要達到有序市場競爭的目的，同時也必須考慮資源的節約。

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規模成了各大電信運營商業績的重要指標。這對發展國家經濟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片面的規模崇拜是斷然不可取的。過分追求規模的增長，不僅會造成如上所述的大規模重復建設問題，而且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有可能造成勞動者實際福利水平的增長停滯甚至下降。

不提供非捆綁本地網絡的接入會使得潛在的競爭者無法進入該地區的市場，從而不能使用戶獲得競爭的利益，也可能使競爭者建設不必要的重復設施，從而錯誤地分配社會資源。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電信立法，規定電信網絡必須開放，述了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中負的外部經濟的存在。負的外部經濟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造成市場失靈，給全社會經濟帶來不必明確網絡資源的分拆、出租以及定價原則，確保資源的有效利用。美國1996年頒布的《電信法》要求主導電信運營商提供非捆綁網絡元素的接入，并且以批發價格提供零售業務。我國應該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將防止重復建設寫入電信立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并保持電信行業健康發展。

為此，首先要將電信網絡資源開放寫入電信法。其次，國家必須從優化市場競爭結構入手，推動電信市場有效競爭格局的形成，而不是現在這樣的重復建設、惡意競爭。此外，由于我國電信企業都是國有獨資或國家資本絕對控股的，因此，政府應該加強調控和監管力度，建立有效的運作機制。

已經加入WTO，電信業的完全開放只是時間問題。電信業務應該遵從其內在的市場規律；避免重復建設，謀求共同發展。我們應該提倡均衡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不能為片面追求高速經濟增長，而各自為政，犧牲國家的有限資源。

否則在電信業開放的環境中，現有的電信運營商將無法繼續健康發展，我們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的電信業成果也會在化為烏有。政府必須改變自己的職能，從經濟發展的片面倡導者轉變為勞動者利益的保護著，從單一追求GDP數字增長轉變為尋求均衡增長模式。只有通過政府的職能轉變，法制體系的完善，才能有效地遏制我們經濟發展中的負的外部經濟，保證國民經濟均衡發展，保證全體國民真正從經濟發展中受益。

通過上面的分析，環境問題、重復建設等幾個方面論要的成本負擔。堅持均衡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利用市場規律，使外部經濟內部化，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經濟學所講的外部經濟(externality)是指個體經濟單位的行為對社會或者其他部門造成了影響卻沒有承擔相應的義務或獲得回報。有益的影響稱為正的外部經濟，有害的影響稱為負的外部經濟。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經濟是指某一經濟活動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個體經濟單位決策者的考慮范圍內，從而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并造成市場失靈的現象。

自1995年的宏觀調控之后，中國經濟步入了一輪新的經濟增長周期。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GDP出現連續10%的年增長率。在2004年世界電信日，信產部部長王旭東發表講話時談到，中國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普及率分別達到20.5%和20.8%，信息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6%。沒有人懷疑這一趨勢將持續下去。但是一些統計數字卻讓人們驚訝。由于電信產業的重復建設，人們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資源依賴和資源消耗的基礎上的。以一單位的國民生產總值而論，中國消耗的不可再生資源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6倍。中國用40%的能源消耗增長率換來了10%的經濟增長率。在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這樣的增長方式顯然不可持續。

由于技術落后，資源使用效率低下，GDP的高速增長是以自然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環境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負的外部經濟問題。人們在看到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為自身行業創造價值，以及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必須注意到它們所帶來的不由其自身承擔的社會成本。信息產業部王旭東部長指出：信息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又屬于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范疇，在“十一五”乃至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當中，信息產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五中全會將信息產業列為重點發展領域，給予了高度重視，寄予了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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