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之后，以固定匯率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走入了歷史，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無體系”時代。沒有了貴金屬的基準支撐和制約，匯率基本就浮動了。在教科書及當今國際政治經濟談判桌上，經常項目被視作決定匯率的主導因素。以經常項目收支的順差或逆差，也就是商品與服務貿易情況來評價匯率水平，進而提出政策調整要求。但只要粗略比較當今全球貿易額、經常項目發生額與差額、貨幣與資本交易額，就可明了這種認知早已偏離了實情。

先看各類外匯工具的日均交易額，1998年超過1.5萬億美元，2010年接近4萬億美元，而2009年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額日均僅858億美元。再看非金融機構的外匯交易占比，從1998年的17%降至2010年的13%；各類金融機構的交易占比，從1998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87%。這些由金融機構主導的貨幣資本交易，主要發生在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新加坡、韓國和我國香港地區。每天巨額交易中的65%是跨境交易。而且，這些交易主要是以衍生品方式進行，現貨交易僅占2010年全部外匯交易的37.4% 。

這種狀況，是國際貨幣體系由固定匯率制進入浮動制時代的必然結果。一旦匯率脫離了某種基準牽制，國際融資在由官方主導向私人金融機構主導轉變的“私人化”過程中，種種所謂金融創新及由此帶動的貨幣資本交易，就如脫韁的野馬，狂奔而去。

遠遠超過貿易額和經常項目收支差額的貨幣資本交易，無疑成了外匯市場上的主導者。而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又是貨幣資本交易的主導者。所以，匯率的定價權并不在實體企業，也就不在商品與服務貿易領域，金融力量已然成了當今世界的匯率定價者。

現今的金融力量，基本把握在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幾個西方國家。由此，匯價的主導權也就在這些國家。如果說匯率有操縱，那也是金融機構在操縱，也是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國家在操縱。

當然，這并沒有否定經常項目收支差額的影響。只不過，這一原本決定匯率的基礎性因素，已被日益快速膨脹的金融交易，僅僅當作題材不斷炒作，進而不斷被扭曲，以至在匯率波動的軌跡中看不到多少影子了。

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僅國內金融市場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而且在國際金融交易與貨幣體系中，更沒什么影響力，暴露在外的，基本是過去十多年快速增長的貿易順差，但他們還沒有多大力量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去對沖和平衡。因此，似乎貿易和經常項目就成了這些國家匯率低估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