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時，民間借貸悄然崛起

民間借貸，存在于我國已有數千年歷史，起源于西周時期宗族內部的無利息的借貸，據《周禮》記載，官員審判這種借貸糾紛時需要講求憑據；經過春秋時期的發展，到了戰國中期商品交換、商業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借貸形式也由最初的實物借貸演變成了貨幣借貸，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時的吳楚七國產生了專門從事放債取息的子錢家，類似于高利貸經營。到兩漢三國時期，高利貸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漢代官文專門對利率方面進行了限制，同時，國家對放債所得的利息征收貰貸稅。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典當行，也就是抵押貸款。唐代統治者對借貸利率進行了限制，允許利率上下浮動，但不允許采取利滾利的方式進行借貸，也就是對利滾利的高利貸形式作出了禁止；歷經唐宋元明清等歷代，民間借貸的規模和形式都得到了長足發展，錢鋪、銀樓、票號、錢莊等多種金融機構相繼出現，清朝時，已經出現了請會“集資”，到了民國時期，錢莊、典當行，各類合會，如保險性合會、融資性合會、儲蓄性合會、慈善性合會等大行其道，規模頗為壯觀。

在小農經濟的大背景下，大多數家庭過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借貸多數用于“救濟”或“救急”。其特點主要有：

a、借貸以血緣、地緣關系為基礎；

b、統治者因“救濟”能力有限，較支持民間的低息甚至是無息借貸，對高息典當、借貸進行了法律上的限制，對于借貸的范圍與用途干涉不多；

c、規模不大，成零星分布，多數集中在人口眾多、產品經濟較為發達的地方如京城；

d、違法犯罪的案例不多，不會危及社會穩定和統治者的權利。

從禁止到同意，民間借貸歷程曲折

從解放后到2000年，民間借貸從最早期的取締禁止到逐步興起與松綁，其規模呈平緩的擴大，從零到萬億元，這個過程是漫長與曲折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政府取締了封建的典當、合會，并對私人銀行、錢莊嚴加監管，直至消除。同時，允許農民間的自由借貸，并積極開展信用合作運動，把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組成了信用合作社，直至成立了農村銀行，納入國家正規的金融體系。隨著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正式貫徹實施，正規的國家金融體系已經不能滿足商品經濟的發展速度與要求，加之人們手頭有閑余資金，民間借貸又逐步興起直至蓬勃發展。以浙江省為例，1980年代中期，雖然與國家金融法規不相容，但在溫州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出現了“錢莊”，經過一段時間后形成了調查報告，溫州人民銀行對此是基本同意但須慎重的態度，之后“錢莊”大量出現，其注冊資金多數為幾千元，發生的借貸次數多，但金額并不大，且大多數用于婚娶和消費，年貸款總額多在千萬元左右，尤其在沿海地區，民間借貸的參與程度是普遍較高。

政府扶持，民間借貸飛速發展

從2003年開始，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逐步放開了民間小額信貸的限制，民間借貸進入了黃金發展時期，其增長速度非常快，亟需政府介入，規范其發展。為有效配置金融資源，引導資金流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同時也為了探索小額信貸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問題，我國2005年10月開始在山西、內蒙古、貴州、四川、陜西等5省份進行了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取得了一定的經驗與成果，民間借貸總規模到2005年突破了1萬億元。為進一步改善農村地區金融服務，促進農業、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8年5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出臺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政府對小額信貸公司的發展采取的是積極的態度，但是有一點是要強調的，這些小額信貸公司必須“只貸不存”，并對借貸利率做出了規定，不得超過同期銀行借貸利率的4倍。政府對民間借貸中的私人借貸、合作基金會等采取的是寬容的態度，但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對民間合會、民間錢莊、民間集資依然是禁止、取締的態度。政府態度的轉變直接刺激了民間金融的繁榮，尤其是近年來，典當行、中介、投資理財公司、擔保公司等民間借貸機構紛紛出現，我國的民間借貸規模由2004年的0.9萬億，發展到了2011年的3.8 萬億，2004—2011年的增長率分別為11.1%、70%、11.8%、10.5%、0、52.3%、18.8%，平均增速達24.9%。（點金大俠）